程亞文：美國會回到“利益相關者”模式嗎？
在美國新一屆政府即將上任之際，橫亙在美國精英人群與大眾間的“斷層線”仍清晰存在。政治的背后是利益，美國普通民眾未來4年將面臨什么變化？他們主張的利益會否得到滿足？
更多選民在去年美國大選中選擇共和黨，主要出于移民和經濟議題，這兩個問題又直接相關。在美元超發(fā)引發(fā)的通貨膨脹影響下，作為大多數(shù)的美國中下階層近年來承受了越來越大的生活壓力，民主黨政府對移民安置及其他非民生領域的過多投入，在民眾看來擠兌了他們的應得福利。共和黨提出要“重拾美國夢”，減少政府日常開支、增加就業(yè)機會，同時降低住房、教育和醫(yī)療費用，讓家庭、年輕人及所有人都負擔得起。
特朗普影響下的共和黨被認為已不代表美國精英階層，而是和該國中下階層結盟，這從表面來看是要在一定的國家邊界范圍內，重建“美國人民”的利益相關性。這其實也是自20世紀30年代“羅斯福新政”以來，美國在較長時間內為維護社會安寧、保衛(wèi)公共秩序、促進國家認同的傳統(tǒng)觀念和做法。
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，是美國工業(yè)化的高峰期，隨著大公司的出現(xiàn)和資本主義的野蠻擴張，美國當時的勞資關系非常緊張、社會矛盾格外尖銳，對資本主義擴張中如何“保護社會”和界定公司行為，引起了更大關注。1932年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梅里克·多德提出，商業(yè)公司是一個既具有商業(yè)能力、又服務社會的經濟組織，不能僅為股東謀利，還要保護雇員合法權益，遵守商業(yè)和行業(yè)法規(guī)，以及為公眾利益負責。換句話說，公司的員工、客戶、合作方、所在社區(qū)，乃至公司所處的國家和社會，都是其利益相關方，需要在公司運行中被關照到。這一“利益相關者”資本主義的理念，在20世紀中下葉成為西方國家協(xié)調經濟活動與社會總體需求之間關系的圭臬，尤其是歐洲一些國家所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，更是強調經濟活動要服從于社會總體需求，甚至被寫進國家法律。這段時期，也是西方國家分配相對公平、社會比較和諧的時期。
然而，最近幾十年來，西方國家的經濟思潮、公司組織形態(tài)逐漸發(fā)生了巨大改變，曾經遭到唾棄的“股東資本主義”再次得勢，“利益相關者”資本主義被迫淡出，這在美國表現(xiàn)得更加明顯。特別是經歷里根主義的洗禮后，企業(yè)、稅收、福利等相關的理念、政策與制度，都發(fā)生了重大變化。與以往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相比，今天的美國大公司更多體現(xiàn)的是自利性，對此提供重要理論支持的，相當部分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·弗里德曼的學說，他認為政府越小越好，應當盡量減少對經濟的干預，公司只不過是擁有它的股東的一個工具，它僅有一種社會責任，那就是在法律和規(guī)章制度許可的范圍之內創(chuàng)造利潤。支持“股東資本主義”的經濟學家還認為，大公司對經濟效率的拉動會帶來“涓滴效應”，會使所有人受益。然而，實際情況是，在經歷最近幾十年來“股東資本主義”大行其道后，貧富分化和社會鴻溝以驚人的方式不斷加劇，還傳導進入政治領域，催生了政治極化現(xiàn)象。
因分配嚴重失衡、國家內部不同群體的利益相關性消失而產生的分裂對立，已是不少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(zhàn)。因此，“利益相關者”模式近年來重新被頻繁談論。在2019年8月的美國年度“商業(yè)圓桌會議”上，眾多美國大企業(yè)總裁們坐在一起發(fā)表宣言，改寫股東利益至上原則，聲稱公司要與全社會構成利益相關者。其他一些國家也在政策上開始回調，比如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在執(zhí)政期間曾主張推進新資本主義，側重點在于發(fā)揮政府和國家的職能調節(jié)二次分配，在大公司和中小公司之間，讓中小公司有更多比例的獲利，其政策的傾斜度偏重于中下階層。
美國的政客們不太可能不明白當前美國政治極化的原因所在。最近4年來，拜登政府做出的一些人事安排和推出的政策，一度被外界認為是仿效“羅斯福新政”，比如推動建立的全球最低企業(yè)稅、對大企業(yè)表現(xiàn)出的加強監(jiān)管傾向，表面看來都是為勞工階層而設，但為何沒有引來勞工階層的共情呢？主要原因是拜登的政策充滿內在矛盾，其在移民、性別等方面搞身份政治，以及對資本運動的全球化并沒有真的做到有效監(jiān)管，都在弱化國家認同和國家能力、加大國家財政壓力，進而無法真正改善中下層群體的生活處境。
特朗普團隊在競選中試圖展示回歸“利益相關者”資本主義的姿態(tài)。然而，其政策追求同樣充滿矛盾，并不都有利于中低階層。比如，聲稱美國的公司稅過高，要將當前21%的公司稅降低到15%。但從二戰(zhàn)結束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，美國的公司稅曾在較長時期內都保持在50%以上，哪怕到了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執(zhí)政初期，也還在40%以上，這是以往美國內部不同人群形成利益相關的重要成因所在。未來，美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，在一種仍然致力于給公司讓權的制度設置中，如何來推進利益相關
